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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体，连续性是中外学者共同承认的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守正的核心是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传承，创新的实质是在守正前提之下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守正创新，正是中华文化连绵不绝的不二法门。中华民族始终立足于文化主体性，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借鉴多元文化因素，以多元滋养一体，以一体凝聚多元，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内在于中华文化之中是尊道贵德的价值理想，是对“丛林法则”的超越姨妈今年42岁，这也成就了中华民族刚健敦厚、中正和平的文化生命。

林尚立说，今天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开始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迈进，中国今天所开启的现代化是工业文明走向数字文明的现代化。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所承载的数字时代的新型现代化成为人类文明的新的形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中心也将逐渐随着时代的发展移向中国。这就要求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必须着手迎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时代的到来，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林尚立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几条路径。第一条就是就要抓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机遇，有力回应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今天人类必须重新定义自己、世界和未来，在这一历史阶段，谁能够给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定义，谁就能成为人类观念、思想和价值的引领者，世界发展议题的确定者，谁就能拥有主导未来的话语权。

首先，敦煌文化遗产呈现着中华民族坚强刚毅的开拓精神。丝绸之路的贯通、河西地区的安定、敦煌的开窟造像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开拓精神。放眼敦煌石窟史姨妈今年42岁，有无数体现开拓精神的人物姨妈今年42岁，既有张骞、霍去病、班超、裴矩、裴行俭这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有普通的屯田戍卒、勋官骑士、行客商贩、农夫工匠、画工歌伎，更有求法护法的高僧，比如有名的法显、宋云、惠生、玄奘、慧超等。这些开拓者、建设者和求法者，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刚毅的开拓精神，昭示着中华民族最宝贵的坚强性格。

其次，敦煌文化遗产呈现着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共生精神。敦煌位于中国西部边陲姨妈今年42岁，是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汇处。以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藏经洞的文献为代表的敦煌文化遗产，既以中华文明为本位，又以开阔胸襟和恢宏的气度，广泛地吸纳、融汇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中亚文明等多种外来文明，体现出开放、包容、互鉴的文化特征与共生智慧。敦煌莫高窟是中西多种文化多元文明交融荟萃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共生精神和恢宏气度。

再次，敦煌文化遗产呈现着中华文明济世安民的人文精神。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姨妈今年42岁，敦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伴随着古丝绸之路的兴盛和繁荣姨妈今年42岁，东西方文明在这里长期持续地交融荟萃。不仅有外来文化的引进来，也有中华文化向更广阔地域的传播浸润。历史上由敦煌传入西域地区的儒家经典、律法、医学和蒙书姨妈今年42岁，对应着中华民族的哲学理念、社会正义、人本情怀和育人智慧，体现出中华文化济世安民、泽被四方的人文之光。

樊锦诗说，今天我们挖掘弘扬敦煌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弘扬开拓精神、共生精神和人文精神，有利于我们感悟祖先的智慧、感知民族的精神，树立文化自信，赓续历史使命，守护并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软实力，为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和平共处、交流融合、文明互鉴姨妈今年42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积极作用。

汪晖认为，在当代世界剧烈变化的条件下，重提“中国化”的命题，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为在新的危机和挑战中，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如何实现“第二个结合”姨妈今年42岁，提供了路径和方向。“中国化”的核心要义是：持续地吸纳外来文化，但同时在实践中使之与中国历史、中国国情、中国现实、中国方式相适应，而中国社会也伴随着这些新因素的加入，而持续地发生变化。因此，“中国化”是一个立足于中国现实和朝向未来的自我更新的进程，一个探寻未来而时时反顾过去的进程。

汪晖说，伴随着冷战的终结，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体系解体，但中国不但保持了政治结构、人口构成与国家规模的完整性，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基础上，正在努力实现朝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没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之间的连续性，这一现代化任务是难以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姨妈今年42岁，革命、变革和连续性的创造，是现代中国道路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文明生生不息的伟大传统。这个经验的核心，乃是几代中国革命者和改革者在吸纳各种进步思想和文化，探索中国变革道路时总结出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姨妈今年42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化”一直是现代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国化”是从实事求是的中国传统中提炼出的先进思想，也成为中国革命最为重要的经验总结之一。

“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中国化问题，是建立在人民史观之上，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如果说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华文明史观的灵魂，那么，中国各民族团结凝聚，并在二十世纪成为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中华文明史观的主要内涵。” 汪晖认为，在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验之时，突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 “四个共同”，也就是“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四个共同”的意义上，阐释“中国化”的概念，更能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一百多年前，鲁迅在谈及中国文化的现代变革的问题时，提示了一条包容、吸纳、传承、创新的中国化之路。经过一百多年的持续变革，中国的全球位置清晰可辨，通过重新焕发古老文明的新活力，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中国的地基之上，探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但为中国也为世界探讨和平发展之路、为多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贡献理想与力量。

“文明是在相互的学习和模仿之中形成的。”钱乘旦认为，文明的产生是内因和外因的互动，交往是文明产生的要素，没有交往就不会有文明。早期的文明都发生在水的旁边，恰恰就是因为在远古时期河流和海是人类交往最方便的途径。最早的文明出现在点上，当某个地区同时存在相当数量的文明的原发点的时候，它们之间可以交往，文明才能够生存。交往也是使文明扩散的一个基本的机制。点的文明扩散成了面，地域性的国家由此产生。

20世纪是世界现代化的世纪，一个又一个非西方国家被卷入现代化大潮，他们首先需要摆脱西方控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接着要发展现代经济，用工业的力量创造财富；最后还需要完成社会的改造，建设现代社会。到21世纪开始时，非西方国家的整体崛起已经势不可挡。通过现代化，曾经被殖民或被欺凌的人民摆脱了西方，恢复了自我的力量，找回了自我的信心。

“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每个国家都只能在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寻找自身的发展道路，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所谓的‘正确’的道路。”钱乘旦认为，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艰苦奋斗，前仆后继，几代人不懈努力，为中国现代化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现代化的目标仍在前方，进程仍在继续，中国人民一定会继续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中国和世界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