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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4章 意外动胎气(1 / 2)

白马仓一事暗中暴发,使得大隋官场风波不断。

由洛口仓、江阳仓、涿郡仓、晋阳仓、广通仓开始的调查储粮一事,相继引发了天下不小动荡,有问题的人自是诚惶诚恐,没问题的则是安然处之,如此种种,尽皆展现出了官场百态,不过仓官的情况比意想中要好得太多,由这五大仓开始调查的各大官仓,有问题得并不多,这或许是前些年的大杀特杀,打消了一批人的侥幸之心,当然也可能是有的人作案手段更加隐密,暂时查不出问题来。

不要说什么‘开皇盛世’吏治清明这种傻话,毕竟历史是由人书写的,而‘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正是人类的本性之一,无论任何朝代都不可能跟‘贪官污吏’、‘贪污腐败’这类词汇彻底绝缘,所谓的‘吏治清明’无非是贪官污吏较少、贪污数额较少而已。

‘开皇盛世’之所以名垂千古,是因为清官廉吏占据了官场的主流,而且纵横四海、武极天下的功勋加了太多的分,另有一种原因是为了烘托出一种“虎父犬子”的历史氛围。

瞧!

杨坚那么厉害,为后代留下那么多财富,却被杨广这个败家子败得山河破碎、国破家亡。

这固然有一定道理。

但反过来说,杨坚时期所积压的矛盾,终是到了杨广时代如火山喷发一般的爆发开来了。

这样的历史事件还少吗?

武极天下的汉武帝是个富三代,利用文景之积累,打得富庶汉朝穷困潦倒,给后人留下一个烂摊子,也是因为汉朝有了数代积累,全国上下民心所向,再加上后人比较争气,使汉朝度过了难关,只是因为汉武帝太辉煌了,所以人们自动的忽略了一些事件,忽略了他后人的贡献。

同样,杨广也是一个富二代,只是他没有个好儿子,不过他现在有了一个好孙子,而这个家伙,似乎比他更加光彩夺目。

对外,取得一系列辉煌大胜,不仅雪了‘雁门之围’、‘四征高句丽’的耻辱,还将先辈丢失的土地通通要了回来,杀得四周之敌府首称臣;对内,则是通过战乱,将以前无法推广的政策都轻松执行了下去,并且衍生出了许许多多利国利民的政策。

但是贪污腐败,终是难住了杨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大打击力度,庆幸的是这年代的作案手段原始单一,真正要查下去,其实也不难。关键还是要看皇帝和中枢官员是否同心,如果京城中官能够上下一心,完全能够做到一抓一个准,杨侗感到很庆幸,因为他麾下就是这样的一伙人,如果他和杨广地位转换,大隋恐怕会败得更快,只因他很清楚自己根本不是政斗的料,若是生活在那复杂的年代,估计每天都是在受人忽悠中度过。

眼下的反‘仓鼠’一案,也因为山东士族的趁火打劫,变得复杂了,不过也不太难,只因瞅准了目标去查,终是使朝廷占据了主动。

而与此同时,洪水退却后的一系列问题,也令朝廷开始焦头烂额。

因为洪水肆虐,使一部分河道瘀塞了。

洪水之后,百废待兴,百姓都在自我抢救之中,立即征调夫役疏浚河道不太现实,即便马上疏浚,河道恢复畅通肯定也是几个月后的事情了。

然而到了冬季,会有一部分河道冻结,朝廷必须在此之前把河道清理干净,使秋天的粮赋能够运抵人数最多的洛阳、大兴。

如果延误了,就会造成粮储不足,从安全角度来讲,这对是极大的隐患,而从经济角度去考虑的话,这会使物价居高不下,造成不稳定的局面。

杨侗虽然对仓鼠勾结士族盗粮的恶劣行径痛心疾首,以他一向眼里不揉砂子的强硬性格对此绝不肯善罢甘休,但他也清楚,事有轻重缓急。

为了解决眼下困局,杨侗索性把仓储之事下放给三大司法部门,其他部门把精力集中在漕运问题上来,当然了,这本身也该这样,各司其职才能使一个朝廷合理有序、有条不紊;但朝廷这一缓,也让一些嗅觉敏锐、时刻关注朝廷风向的人感受到了。

……

洛温坊位于洛水北岸,洛阳北城东南角,往北过了积德坊就是北城的上春门,往南就是洛水边的水门;此刻水门前正有无数工匠和奴隶分隔洛水、清理北岸之泥沙,准备清淤至底,然后从石底开始修缮被洪水冲垮的水门和这段城墙。

靠河这边的洛温坊就有卢豫所住的庄院,院墙之外还有一道坊墙,两道墙都垮了,院墙是自家修的,而坊墙是兴建东都之时所修,由于当时要赶进度,留下了安全隐患,再加上久年失修,经过这场持续近一个月的雨水浸泡,就轰然坍塌,如今还没来得及砌。因此卢豫坐在院子里,就能看到微显浑浊的洛河之水。

他家也算够倒霉的,两道夯土之墙都往北方倒,全都倒那些土全都跑进了卢豫家里,再受大雨一冲,院落里、厅堂中全是泥泞,府里都是一层厚厚的淤泥,想要把这庄园清洗如旧,绝非数日之功。

卢豫坐在一棵大树下逍遥椅,旁边尚有一张石几,上面整整齐齐的摆着几本书籍,他所在的这片区域已经清理好了,地面冲刷干净,几株生命顽强的小草正慢慢恢复活力。旁边一棵桂树树干,还有很淤泥的痕迹。

族孙卢照纯站在他的身边,一身儒衫,尽显温文而雅气度,卢照纯凝视着西北方向以湛蓝天空为背景的乾阳殿,轻声说道:“街头巷尾有个传言:说是洛阳今年洪水之危易解,万年之忧难除,洛阳洪水十年一泛,天地之威无从抵御,天下中枢、国之帝都不应立于忧患之地。”

卢豫眉头一皱,问道:“这是何意?”

卢照纯说道:“这或是朝廷受此洪涝之厄,有意还都大兴城,是以故意放出风声,以了解民间声音。也有可能是某方势力借机而为,试探朝廷的反应。”

“你以为是哪一种可能性较大?”卢豫放下手中的《半月谈》,饶有兴致的问。

“我认为是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为何?”

“以皇帝对天下、对朝堂的掌控而言,他要把都城放在何处就是何处,根本没人反对,纵有不平之声,也不成气候。他还是秦王的时候,是在涿郡,之后在邺城登基,那是他的朝廷一手建立起来的,城池宏伟、宫殿壮丽,当时人们都以为那是隋朝的都城,可他说搬就搬……他现在要想搬去大兴城的话,根本不需要顾虑臣民的意思,顶多会在《半月谈》刊载一篇文章,所以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

“说得很有道理!”卢豫点头道:“文帝时期就已经有了迁都的打算,但受制于关陇贵族,迁不了都,而大兴城是文帝和关陇贵族相互妥协的结果,为何修得那么快?是因为关陇贵族担心时间拖得久,给了文帝迁都理由,而把那座大城修好了,便有了诸多肘制文帝的理由,比如说城池很好,再次大兴土木会劳民伤财之类的;武帝迁都洛阳也遭到强烈反对,尤其关陇贵族集团,毕竟事关他们的切身利益,不用想都知道他们态度,但汉王杨谅造反给了他绝佳的借口,一是北齐旧地不稳,大兴鞭长莫及;二是疾如闪电一般平乱之战,震慑军武起家的关陇贵族;三是在杨谅麾下任职的关陇贵族子弟多不胜数,比如说豆卢氏、赵氏,本身就是主谋之一,武帝有关陇贵族把柄在手,但他引而不发,终使关陇贵族答应迁都,事后,武帝果然没去追责;第四个原因,则是山东士族、南方士族在发声支持。所以,终使都城迁到了洛阳。总而言之,武帝得以迁都洛阳,是他在和关陇贵族方方面面的较量中赢了。而杨侗,除了从洛阳带去的资产,没有借用任何一方势力,这天下是他一手打下来的,根本不需要向何方势力低头。”

卢照纯说道:“这么说来,应该是关陇贵族余孽在左右舆情了。”

卢豫睨了他一眼,道:“怎么,你觉得‘关陇贵族’会成功?”

卢照纯连连摇头:“这倒不是,我只是觉得要影响两代帝王决定,而且还是迁都这么重大的事情,关陇贵当初的力量着实太令人恐怖了。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洪水威胁了帝都安全,皇帝未必不会顺从舆情迁都,这对我们的复兴大计,可不是什么好事。”

“迁都这种大事,哪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卢豫悠然道:“自三皇五帝至今,各个朝代的都城的选址都是有迹可寻的。盘庚迁殷是殷地富庶,容易筹措粮食,再一个就是通过迁都削弱旧都贵族实力,三则是远离异族领地,稳定商朝统治。周平王迁都洛邑,则是因为犬戎之乱使镐阳残破不堪,再者是犬戎在侧虎视眈眈,迁都才能使中枢安全。而魏孝文帝迁都,一是远离威胁最大的北方;二是洛阳农业兴旺、漕运方便;三是摆脱鲜卑贵族盘根错节的势力网,以便顺利变革。”

“以古鉴今,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帝王迁都,都避不出四大要点:一为地势、二为财政、三为军事、四为政治。地势上,关中虽然不时发生干旱,可相而而言,水患对都城的危害更大,这场水患要是淹了洛阳城,其后果你能想像得到,虽说这有漕运之利,但论起地势上的优势,只能勉强和有广通渠之便、河套之粮的大兴城打平,若是算上丝绸之路,洛阳几无优势。”

“说起财政,从战国至今,山东、关中都是士农工商最发达之地,未来如何无从得知,但现在来讲,唯此两地适宜为国都。军事安全方面,以隋朝如今鼎盛之军力、雄霸天气之气概,立都大兴或洛阳几无分别。那么主要决定的因素就政治了。”

“以前的皇帝迁都,要考虑各方势力的利益关系,但这个皇帝不需要,所以政治这个要点,我们可以改为民生。青、徐、豫、荆、扬这五大州大多是去年收复到手,百废待兴是其一,其二是这些地方的百姓对隋朝依附之心不太牢固,若是任用的官员非贤良之才,重新造反的可能性极大,朝廷中枢在天下中心的洛阳,既可震慑地方流寇,又能就近监督此五州官员施政,如果迁都去了关中,山高皇帝远的,岂能看到南方施政情况?况且以关中为中心的西北大地内无内忧、外无外患,且随着圣武车的出现,使洛阳和大兴联系紧密,即便出了些小问题,军队只需一两天时间就能解决干净,所以从民生这一要点上说,迁都的可能几乎不存在,至于洪水之厄,大不了在洛水、伊水中上游修几条引流运河便是,反正他有的是不要花钱的民夫。”

说到这里,卢豫拿起桌上茶杯,轻饮一口,接着说道:“如果迁都之声音,是自然而然兴起也就罢了,如果是关陇贵族余孽在作妖,以皇帝对关陇贵族的敌视、仇视,倒霉的只会是他们自己。”

卢照纯心悦诚服地道:“家主一席话,令孙儿茅塞顿开。如此看来,皇帝的确没有迁都的理由。”

说到这里,卢照纯忍不住又说道:“家主,我们要不要给关陇贵族余孽加一把火,借朝廷之力将之彻底歼灭。”

卢豫眯着双眼看着湛蓝天空中的朵朵白云,思索良久,摇头一叹:“这本是个天赐良机,只可惜我们自顾不暇,若是此时推波助澜,说不定还会引火烧身,不可节外生枝。”

大隋王朝自建国就立都于关中,所以七大士族苦心经营的势力也有集中在关中。杨广迁都洛阳后,可大兴作为大隋西京,其政治经济的实力和影响始终不逊洛阳。

然而自大业七年至今的十三年时间内,天下处于不停杀戮和清洗之中,连各路诸侯都难以周全,更别说那些站错队的虾兵蟹将了。在这场祸及四方的战乱中,身在风暴中心的七大士族损失惨重。

之前他们不是不想在杨侗这边下注,可杨侗不但不要他们,还借助战争血洗这些从贼的士族,这让高傲的士族如何受得了?

于是纷纷前去形势大好的李渊那里,就像当初的陇西李氏阀主一样,恨不得肋生双翼,这么一来,留在伪唐之外的势力就更少了。等到李唐步步走向衰弱、天下明朗,他们再想回过头来跪舔,杨侗还是那样子,来一个逮一个,并且顺藤摸瓜拉出一大串来安罪名,他们不但发展不起势力,反而折了不少人暗势力,这也是七大士族最恼火、最苦恼的地方。

迫于无奈,这才利用以前的关系,要挟、扶持一些出自他们门下的小官。

但是要扶持一个能在官场中发挥作用的代言人,投入期少说也要十几年时间,所以七大士族在大隋王朝的根基浅得可怜。

结果因为济阴郡的购粮事件,导致济阴、东郡、东平、梁郡、荥阳等地粮价暴涨,紧接着又影响到洛阳等地,终于引暴了全国查仓事件,但这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事件,还涉及到了贪污受贿、官商勾结、横行乡里等等问题,也使查仓案件演变成了席卷全国的反贪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