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当前。
两个大营移驻潼关，让咸阳的刘狮子越发暴躁。
他恨不得把眼珠子抠出来，让秃鹫叼着飞到潼关上空，亲眼盯着那边的情况。
但元帅军主力东移，西安府有人比他更紧张。
这个人就是府城里蹲着的陈奇瑜。
但还是有个人趁乱跳进渭河，一路东躲西藏，将陈奇瑜的口信送达目的地，韩城。
而左懋第能在韩城像个战神，一方面是确实有本事。
另一方面则是第一天到韩城，还没交接公务就带人御敌，使他在韩城取得无与伦比的民心。
偏偏这就是刘承宗信里最诡异的地方了。
大元帅写信一向不拿别人当外人，张嘴就夸他这几年干得好。
崇祯七年，流寇又来了，他继续戎装上阵继续打，乘胜追击一百二十里。
万历亲政以后，大明基层进入无政府时代，水利失修、乱砍乱伐、胡乱开矿，发生瘟疫的频率急剧增加。
最终引发刘承宗作为崇祯年间正统明军的被动技能，葫芦娃救爷爷。
然后督促他继续练兵备寇，以防战争带来的溃兵盗匪扰乱治安，同时还要防范山西的瘟疫，继续保境安民。
更别说陈奇瑜是山西人，山西因为地形复杂、靠近塞外、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就算风调雨顺，也基本上十年二十年就要闹个瘟疫。
后年再不征，朝廷就把你调走了，调走了换个人干不好，这座城还是我的。
所以他对瘟疫有很深刻的认识，很轻易就得出所谓的瘟疫，肯定是刘承宗的缓兵之计。
那刚好是元帅军围城营地最松懈的时候，刘承宗还在城外，但他正打算次日启程前往咸阳主持收集物资，而负责围城的王文秀，则在帅帐里听刘承宗说了半宿的围城要点、防备瘟疫之类的事。
他脑瓜子都快想炸了，也不明白东边到底有什么好玩意儿？
值得一万甲骑拽着炮，甚至带着火箭车跑过去，更有渭河南北的一艘艘小船和一架架羊皮牛皮筏子往来运送物资。
陈奇瑜二十岁的时候，家乡就闹过白喉，明代叫喉痹，传染得极为厉害。
说实话本来他对这个闪过脑海的猜想，也是将信将疑，直到刘承宗派人在城下喊话，说东边闹了瘟疫，他才确定——肯定是皇上增兵了！
这年头谁没见过瘟疫啊？
他是进士嘛，读过的书多，脑筋转得还快，骂人很牛的。
左懋第看完信，脑瓜子嗡嗡响。
当时他脑子里就蹦出一堆骂人的词儿。
瘟神可不怕你的铁马刀枪。
一仗没打，城外就像要撤围了一样，虽然围城的壕沟还在挖，但铸炮的人都少了六成，更别说围困的军队了。
另一方面，眼下对元帅府来说最重要的是拦住瘟疫，不让其在陕西扩散，其次则是攻陷西安府城。
只不过刘狮子也想不到，他随手一步闲棋，倒真令左懋第面对陈奇瑜号召其起兵的信，产生动摇。
刘狮子当然不是小丑一样的自大狂，他只是有一套自己的战争逻辑。
这种对局势的错误判断，让陈奇瑜发了疯地想联系外界，并很快付诸行动。
崇祯五年，流贼被他防守击退后跑到山里立寨子，左懋第寻思贼在山里，百姓就不敢在郊外种地，便组建十一路民壮，带兵进山进剿，一直把他们打出韩城，打过黄河，打进山西。
有的人迷迷糊糊就接受了刘承宗的设定。
没有组织，则没有军队。
就算真是见识少的，也听说过瘟疫。
左懋第觉得非常荒唐。
嘴软心硬，说的都是好话，但意思非常明显，投降？没得谈。
最后，最诡异的地方来了。
鬼兵嘛，元帅军熟得很，只要有防备，做不到出其不意，就是出多少死多少。
即使东边真有瘟疫，刘承宗两个营扑上去有啥用。
他是真把韩城当作自己的囊中之物。
没办法，西安城里屯驻将近三个卫的旗军，兵粮根本吃不到冬天，他就盼着刘承宗赶紧攻城，这场围困越拖，对城里的明军越不利。
这主要是因为攻打韩城的利益不够大，另一方面，左懋第也没攻击他派去的校尉都尉，没到势不两立的地步。
士绅大力支持、百姓勇猛听命，才干出了比很多官军更厉害的事业。
张家祖上能追溯到留侯张良，经营两个黄河渡口和木材生意，有筏子、船只几百艘，剿贼的时候运送军兵快速机动，也出了大力气。
别说脑子里想的那些骂人话了，他连怎么回信都不知道。
至于薛家，则是薛仁贵的后裔，官宦世家，跟左懋第有点看不对眼，但也没扯后腿。
一会儿给西安府士绅设个咸阳宴，一会儿在各地征收物资，一会儿又要铸炮运药，总之啥事儿都干，惟独不攻城。
当明军的鬼兵出城，在外面一顿乱打，刘承宗和王文秀都没当回事，甚至心里还有几分嘲笑。
明年免征，可以后年征。
另有一支敢死小队，不携任何书信、信物，背下陈奇瑜所有要求，趁乱冲出围城营地，将口信送往各州县。
事有轻重缓急，韩城并非潼关那样的必争之地，耗费人力物力，去强行攻打这样一座万众一心的城池，搞的士民仇视，对他来说没有益处。
保境安民已经很吃力了，你让我主动发兵，跟刘承宗野战？
他寻思，这陈总督也没拿我当个人啊！
过了两日，又往东边调走五千。
围城的军队也一会少、一会多、一会又少的。
古时绝大多数瘟疫都是军队带来的。
崇祯三年他中了乡试亚元，四年中了进士，五年授官，陕西韩城知县。
因此实际上，军队不但无法遏制瘟疫，在瘟疫面前，他们要比城里的普通百姓更加脆弱。